自由贸易给国内带来两种影响，一是出口增加，国内物资短缺，二是进口品物价飙升，这两者就加剧了通货膨胀。

之前，中国被称为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以至于国外非常关注中国。新京报：未来十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范剑勇：没有。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难背后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已有的改革措施如果没有触及这一制度背景，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异于隔靴搔痒。现实情况是，由于没有住房，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以蜗居、群租、居住在城中村等方式来解决住房需求。范剑勇 从研究学术转为研究现实问题作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名教授，范剑勇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空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区域间的应用研究，也就是用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去验证新经济地理学若干假说。说到关键的时候，范剑勇还用PPT展示，用图表来阐述。农民工是这次采访的关键词之一。

北京有些地方的土地补偿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农民一下子有钱买法拉利，甚至出现将法拉利当作出租车使用的情况。发展方式转变困难有制度背景新京报：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讲，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那些农民工，把人生的黄金时期都贡献给城市的建设，为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流血流汗。

比如，目前很多（尤其是新一代）农民工尽管不想回乡继承父辈务农（因为人均耕地面积少，有的想继承也没有条件），但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不可能在城市得到稳定的发展机会，所以把辛辛苦苦打工攒下来的收入大部分首先用来在家乡盖房子，以作为将来不得不回乡时的一种保险。城市和农村的自然分界线变得模糊，是世界各国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必然遇到的现象。这在理论上没有错，但它是考虑到政治因素的婉转的说法。在中国政府决定土地的最终用途，改革以前连农民种什么都管，现在虽然放松到农民自己可以决定种什么，但仍然不允许农民改变种植意外的用途，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民的土地产权。

当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征用土地时可以通过协商，合理地决定补偿金额，而且确实保障不被贪污或挪用。因为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年平均9.8% 以上的高增长，老百姓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显著的改善，中国国力的增强使老外们不再小瞧中国，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

也可能有人会担心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对今后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建设社会基础设施设置障碍。当有些地方村干部拿着为集体利益的幌子，无视农民的承包土地合同书，肆意侵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利的时候，农民作为没有组织力的个体只能任人宰割，毫无维护自己利益的能力。但这和把土地的所有权还给农民，保障农民当然的经济利益的措施是两回事。现在也一样，只要推行符合最贫穷的老百姓利益的改革措施就一定能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护，唤起他们发奋图强的热情。

那么为什么需要认真对待几十年来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呢？那时因为，只有弄清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才能理解今后的中国经济靠什么才能持续发展下去的问题。他们在家乡盖房时用掉的是同样的土地资源（宅基地），但住宅结构简陋，基本上是按回乡务农的考虑建造。土地私有化消除政府和农民因征收土地而产生的矛盾，使商业开发时的土地转让得以名正言顺。尽管‘户口制度是形成和扩大中国城乡差别乃至贫富差别的最根本原因，但是由于长时间形成的利益结构使然，它的改革会触动众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立即废除的可能性近于零。

而在中国农民的心目中能够证明完全自主支配土地的所有权证书（地契）的分量是其他任何东西所替代不了的。既然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就不应该把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仍然看作是继承父辈务农的后备军。

因此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们抱有在城市里打拼的明确意愿，不想把‘二等公民的帽子再传给下一代。应将改革深入下去，再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奇迹。

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由那些为改善处境不怕吃苦的千千万万老百姓推动的，而尽可能为他们创造致富的机会则正是中国各项改革开放措施的最终目的所在。由于政府限制土地供应而出现的这种怪现象恐怕只有中国才有。也就是说他们在目前的国内外环境下仍然想主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发家致富的目的。这是邓小平留给后人的最大政治遗产。当经济不景气，失业率上升的时候由国家借债扩大财政支出，降低利率，扩大货币供应量等所谓的‘财政，金融政策来刺激经济本来是发达国家政府根据凯恩斯理论调节经济波动的‘独门绝技，但其疗效在老家也受到广泛质疑甚至批判，引发了英国的‘撒切尔改革和美国的‘里根经济学。也就是说不应该采用那些副作用很大的财政赤字政策，不要频频改动利率，增发货币来使个人和企业无法做出长期规划。

而只凭承包合同，当农民离乡打工时获得的转包费收入比起私有土地的转租收入相差巨大，而且麻烦很多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过去这些由中国政府鼓励甚至带头进行的改革措施，使中国最穷苦的人群得到改善贫困处境的机会，尽管辛苦，但是还能看到一点希望，看到未来。

总之，中国要想今后继续维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不能靠那些在西方国家也广泛受到质疑的凯恩斯理论。他们遇到的条件和环境使他们想发家致富也力不从心。

但是只要歧视农民的‘户口制度存在一天，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扩大的趋势依然无法扭转。所以对目前的‘户口制度要尽快改革乃至彻底废除是不容置疑的改革方向。

先要弄清‘中国奇迹的原因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之快，高速增长的时间之长堪称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把农业生产条件和居住条件恶劣的地方改成保持自然生态的国家级公园或旅游地可能更符合经济原理。而且花得最随便的地方，只要我们看‘三公消费的规模和用处就知道了。怎么如今它成了中国政府力挽经济下滑的救命稻草？难道过去中国靠深入改革，创造改革‘红利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路子现在就行不通了？有人可能会说现在和70年代末刚开始改革的时候不同，没有像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那样广泛影响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产生的机会。

至于极个别人喜欢过刀耕火种生活，把它视为‘世外桃源，那是不需要政府支援的。要知道绝大多数中国农民都在羡慕城市里的现代文明生活，盼望尽早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如果以牺牲社会大多数人们的利益来一味地迁就一小部分‘地主的利益，那更是不可取的愚蠢做法。当‘钉子户损害社会利益的特殊情况下，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可以行使最终定价权，也就是在他们那里也有‘强拆现象。

农民（除了那些城市郊区因地价上涨而暴富的‘地主们）的收入仍然大大低于城市居民是其根本的原因。中国政府又把闭关自守的那一套对外做法改革掉了，使个人和企业有可能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从而使我国劳动力多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终于把我国推上了‘世界工厂的宝座。

而中国从政府到老百姓一开始就公开承认目前自己的体制还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不管怎样在辩论逻辑上占了点便宜。但要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国内所有的人群和阶层都获得好处。前面已经说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带来的土地增殖收入不应该由农民独享，地方政府拥有通过个人所得税等手段取得其中相当一部分收入的权利和可能。其实‘钉子户阻碍合理的经济发展，损害社会利益的事情在其他国家也不是没有。

而中国却偏偏用‘户口制度来即阻止农民进城，又阻止城里人出城，在寸土如金的城市中心建高档别墅，而玉米地旁边的公寓楼价格却奇高。（完）韩洪锡 韩国LG经济研究所（中国）所长/经济学博士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

常常举的例子是印度的个别农民出于个人利益阻止国家级招商引资项目，从而损害社会整体的利益。企业盼政府给点什么政策优惠，降低利率，放松银根，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盼中央政府给点钱，作为投资或生活补贴。

最要命的是这些房子盖起来后长期空着无人居住。当然，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也不是完全没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